鄱阳湖畔的隐士

​九广网讯：（文/凌翼）鄱阳湖的周围可谓群山环峙，各大山脉如幕阜山、九岭山、武夷山、怀玉山、黄山的余脉形成合力将鄱阳湖网兜其中。鄱阳湖西北岸之庐山乃幕阜山之余脉；鄱阳湖西岸之云山、西山统属九岭山；鄱阳湖南岸进贤与东乡相邻之栖贤山，实乃武夷山之余峦；鄱阳湖东南岸余干、万年山丘属怀玉山之列；鄱阳湖东岸鄱阳芝山、尧山和鄱阳湖东北岸都昌之南山、矶山及湖口屏风山、石钟山均由黄山山脉延伸所至。

环山之中，庐山足以称冠，西山领、云山袖，其余诸山悉为裙袂。

山因隐士而名扬，隐士因山而名高。说到隐士，鄱阳湖周边的山体，或大或小，都曾为隐士所居。他们或道术炼丹，或躬耕诗酒，或筑堂读书，或创书院行讲学之风，给鄱阳湖增添了不可抵御的文化魅力。庐山因匡俗隐而名声传扬四海，匡俗因庐山而声名逾高；西山有洪崖乐祖、萧史、梅福、许逊等仙家隐踪而名声显赫，洪崖乐祖、萧史、梅福、许逊因西山的独立高标而万古流芳；栖贤山因为有戴叔伦之隐而使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而名扬，戴叔伦因为栖贤山不卑不亢地屹立鄱阳湖南岸而名播史册……

隐士多种多样，人生遭际不同，隐逸的方式也不尽相同。一些本性纯洁的儒士经过社会生活之后，原先的信念和价值观与社会氛围形成反差，而个体又无能为力改造社会，只好将个人的理想转化为另一种生活形式——隐逸。

与自然、山水、林泉为乐，没有纷纭的人际纠葛，没有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形态，可以在自己艺术领域天马行空，得大自在。这类隐士典范如陶渊明、辛弃疾、八大山人等，他们在隐逸中创造了艺术的辉煌；还有一种隐士，在官场做出了一番大作为，然后急流勇退，与世无争，转而用一种平淡来安抚自己的灵魂，如范蠡辅佐勾践兴越国，灭吴国，一雪会稽之耻，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，化名姓为鸱夷子皮，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；许逊为民请命兴修水利功成名就后隐居西山……

当然，还有一种隐士，自始至终就对官场名望视若粪土，他们道学深厚，神龙不见尾，只愿隐名埋姓，世人对他们也只有仰视的份，诸如被称为“寻阳四隐”的翟汤、翟庄、翟矫、翟法赐祖孙四代，汉武帝曾征召四代法赐为散骑郎，法赐正色道：“吾家不仕四世矣，使白壁玷污，可乎？”皇帝的威仪在隐者面前也丝毫不起作用。

最早提出“隐”这个概念的是孔子，他说：“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隐。”后来，孟子进一步阐释，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。一个儒士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应是有所作为的。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在“达”的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之后，选择“独善其身”，隐于市、隐于林泉，保持自己的初衷，坚守纯洁心灵不受污染。

庐山最早的隐士当属前文提及的匡俗，其名也有特殊意味，取“匡正时俗”之意，传说为殷、周之际人，兄弟七人结庐隐居于南障山，故后世称南障山为匡山、庐山，也称“匡庐”。自匡俗之后，来庐山隐逸之士络绎不绝。

当然，隐士之大，莫过于陶渊明。笔触自然而然地深入到这位让人津津乐道千百遍而不厌其烦的人物。

陶渊明不朽，因为他的诗歌，也因为他的人格、气节，使无数人膜拜，更多的是因为他的隐。如果陶渊明不隐，便不会产生那些洗尽纤尘、超凡脱俗的晶莹诗句，中国诗歌的篇页便会黯淡失色。

因为有了陶渊明，他倡导的生活方式——隐逸，才被一代代的人效法、模仿，成为红尘之中大多数人醉心却又无法抵达的高度。

陶渊明是隐士中的隐士，自从起意出隐，就没打算再出仕为官。他主动炒了朝廷的鱿鱼，在博大的庐山觅得一处可餐可饮可宿可咏的林泉之地，逍遥自在之余以诗酒为伴，以泉菊为侣。山林极力遮蔽住他的仪容，但他的诗篇所放射的光辉却照亮了外界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如此超尘绝俗的恬淡，世间能有几人可得？《桃花源记》给我们的俗世描画出一幅世外图景，人类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生活，但这样的生活又似乎无处不在。陶渊明隐于庐山，给隐逸树立了一个标高。隐，便是全然放下，对世间一切的功利完全从心底抹去。林泉菊下，明月清风，这些是隐者最真实的伴侣。隐者从大自然采撷纯粹的意境充实自己的思想底蕴，增添隐逸的能量。陶渊明以儒家身份归隐，从释、道两家吸取有益的元素融于一身。庐山寺庙道观漫山遍野，他少与官吏往来，却与僧人和道士交往频繁。从他身上看不到丝毫避世的冷漠和怨怒，只见他浑身透射出山水一样厚重的独立人格，以及心灵获得自由后的喜悦和清新。因此说，陶渊明是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的伟大隐士。陶渊明隐于庐山，庐山成就了他的人格和诗篇，他也成就了庐山的威仪和厚重。

与陶渊明同一时代的另一位庐山隐者，是山水诗鼻祖谢灵运。大多数人都选择庐山为隐居地，而谢灵运却选择了以庐山的对立面作为隐居之处。他将庐山当做一面镜子，每日从远处眺望庐山，企望从庐山这面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影子——他在与庐山一湖之隔的矶山筑造了一座“石壁精舍”。他可以坐在岩岸上，将双足探入鄱阳湖，让清凉的湖水洗濯他的疲惫。每日帆影幢幢，雁鹤低飞，湖山一色的壮丽景观，陶冶着他的诗性。谢灵运在这里将山水诗推演到了极致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隐居给他带来了人生绝顶的意味。他虽然没有寄居高可摩云的庐山，但他以庐山为镜，鄱阳湖成为他思想的渡口，灵魂得到升华，诗歌也日渐炉火纯青。

庐山的博大吸引来了一位巨哲先贤——程朱理学的奠基者周敦颐。自从年轻时与庐山擦肩而过，这座名山便像一张底片一样存放在他的心底。一生受朝廷驱使而奔波忙碌，最后一任他申请知南康军，便决定不再走了。他在任期未满就提出辞呈，其实这也是他几十年来的梦想——归隐庐山。莲花峰下有他的新居，他命人开挖的莲池，莲花的芬芳正四溢轻飏；新创办的濂溪书院，学子们的诵经之音也如莲花的香气四溢着。每日著述讲学，没有虚度的时光供他挥霍，他酝酿、总结了一生的道学思想需要广为传播。他虽算不上一位完全的隐者，但却为这一天的到来，他已经准备了半生。他的得意门徒——已经名扬四海的程颢、程颐听说恩师在庐山隐居下来，不远千里从洛阳赶来探望……庐山莲花峰下，至今还有一条命名为濂溪的河流，有一座墓叫濂溪墓……

庐山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，吸引来了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和白居易，他们不约而同都选择了庐山搭建自己的读书堂。

李白的恣意放达成就了他的诗歌，但也得罪了权贵。贵妃侍酒或许是出于爱慕之心，但力士脱鞋却透出心机的险恶，这成为他仕途进取路上耸立的一道屏障。皇帝的宠臣转瞬又成为山水的行吟者。

李白是浪漫主义大师，他的情怀永远是无羁的，即使是身在山中归隐，但心仍然在四海云游。庐山终归没有让奔突的李白安静下来，他经不住永王李璘的三番两次迎请，影出庐山做了永王军帐幕僚。后永王兵败，李白落得入狱浔阳、发配夜郎的凄凉一幕。李白对庐山的真情，庐山将刻骨铭记。“屏风九叠云锦张，影落明湖青黛光”，他对庐山极尽赞美，他的笔下描绘了与陶翁不一样的庐山。

李白与陶渊明的隐，是两种类型。李白是隐而待发，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；陶渊明是隐而坚守，任何诱惑也动摇不了他坚如磐石的心。

白居易在李白逝世一百一十年后降生，四十四岁时被贬为江州司马。司马是个闲职，没有实权，只领俸禄，每天都是游山玩水。白居易索性在庐山香炉峰北的遗爱寺南建起了“三间两柱，二室四牖”的庐山草堂，“堂中设木榻四，素屏二，漆琴一张，儒、道、佛书各两三卷”。他身在官场，心在山林，过着悠然自得的隐逸生活，他在《庐山草堂记》中如是说：“仰观山，俯听泉，傍睨竹树云石，自辰至酉，应接不暇。俄而物诱气随，外适内和。一宿体宁，再宿心恬，三宿后颓然嗒然，不知其然而然。”他读书吟诗之余，来往于各个寺庙道观之中，与僧道们谈经论道，自是一种逍遥。对于一个身有所系的人来说，庐山不过是他生命过程中一次艳遇。当听到朝廷任命他为忠州刺史的消息，他迫不及待地卷起行囊登上溯江而上的船只，喜气洋洋地走马上任去了。他所建的草堂，再也不能守候主人“左手引妻子，右手抱琴书，终老于斯”的那一天到来。不过白居易对庐山的惦念，对草堂的牵绊还是时常涌于内心的——离开庐山四年后，他又一次从京官改任杭州刺史，他取道襄阳、汉口到达浔阳，再次登临他称誉“匡庐奇秀，甲天下山”的庐山，回到他亲手创建的庐山草堂整顿了疲惫的心灵，无奈之下又踏上了行程。他七十一岁致仕，将《白氏文集》七十卷整理完毕，送至庐山东林寺纳藏，算是他对庐山这位“红颜”的眷恋。

庐山是隐者的圣山和乐土。据吴宗慈《庐山志》粗略统计，自有文献记载以来，有名有姓的隐士有近三百人。但这个数字显然不是庐山隐士的全部记录，大多数隐士本来就不求闻达，更不奢望将自己的名字记录在案。

隐在今天虽不值得提倡，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，与禅修一样，对社会肌体不仅没有伤害，反而对社会的病态有反疗之效。隐是一种内敛和沉淀，尤其是浮躁的时代，需要隐士精神唤醒世人。